种征收方式太麻烦了，每年秋收都得派人去基层查验土地的亩数、确认种的具体是什么，于是又恢复了隋文帝的老办法——按户纳税，最富有的上上户纳粮五石，依次递减；而且不管有田没田，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得交。
武则天时代，“义仓”政策再改，变回按田亩多少收税。唐玄宗登基后，又变更为农户与大宗土地拥有者按田亩征税、商人按户征税……如此这般变来变去，核心动力全在于想要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得到最大的征收成果。但遗憾的是，有唐一代，“义仓税”在征收上不遗余力，在使用上却是一塌糊涂。
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只许拿来赈济灾荒；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到了唐中宗时代及之后，义仓里存储的粮食，已被挪用得干干净净。直至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暂时取消义仓之税。
“换汤不换药而已，只不过将仓税并入其中而已！”赵昺叹口气道。他十分清楚所谓两税法，就是将杂税与缺乏正当性的临时性税种，也就是“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成为正税的一部分。杂税之名消失，但杂税的额度不消失，而朝廷却降低了征税成本，提高了征税效率。
“官家这次说错了！”章屏舀了两勺汤喝了，笑着道，“义仓之税在并入两税后，名目也曾一度消失，但仅五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并对政策做了修订，要求‘官司但为立法劝谕，不得收管’。”
“这也算是明知实归了！”义仓交由民间管理，地方官府只许起倡导作用，不许将其控制在手，赵昺捻起两粒干果放到嘴里嚼着道。
“唉，官家怜悯天下，可惜新政只实施了短短二十年，至宪宗时，又下诏将部分田赋纳入义仓，继而取得了对义仓的控制，随之又被挪用。”章屏莞尔一笑道，“我朝开国后，太祖与仁宗曾试图重建义仓，但朝臣们以‘赋税之外，两重供输’为由反对，最后皆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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