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按照旧制，诸王投下在全国均有分地，这些分地一般在行政建制上归元政府管辖，诸王则派人收取一定比例的赋税，也有的诸王投下不派人，应得赋税中央代收，从表面看来，领主对其投下并无统治权，与其分民亦仅有经济关系。
事实上并非如此。宗王贵族多认为对其投下所在地享有“部分主权”，而视其分民为私产，当地官员虽属朝廷命官，但投下主亦待之如陪臣，投下所在地之世侯不仅须向朝廷纳一质子，亦需遣一子担任投下主之宿卫，实际也是质子。
蒙古投下主遂成为汉人世侯的上司，汉人世侯不仅代朝廷守土，亦为投下主看管私产。因此实施汉法，就侵犯了宗王的权力，而实施旧制又侵犯了当时世侯们的利益。事关各自利益，双方当时争执不下，后来忽必烈采纳楚材的折中方案：
即诸王贵族仍享有分地分民，而不直接统治，也不能向其分民直接课征赋税。其分民所在地——即投下，仍由朝廷命官治理，但领主得自行委任其陪臣担任投下达鲁花赤，以之监临。其分户所应缴纳之丝料由朝廷与领主分享。
不过贺惟贤以为这依然是难以解决问题，这等于是逐狼引虎之策，把汉侯罢黜了，但是这些宗王又在中原形成新的势力。他觉得失去江南后，蒙元国力大减，以现在的财政状况是难以供养几十万常备军的，恐怕还得另寻它策。
“我以为可以让入汉的宗王军依旧制，以奥鲁营屯田，解决作战所需，不足之处再由朝廷补充。而地方也可令当地大户召集属民组建乡兵，平时耕种，加以训练，战时即可守土为民，又可接受征调出征。”果然真金又想出一策。
“嗯，大汗所言极是，如此即可解决养兵之费，又能驱民为兵。”贺惟贤给真金垫上靠垫，让其躺的舒服些，又送上热茶道。而心中却是不以为然，以为想的不错，可要实施起来就难了。
他知道真金提出的并非什么新玩意，无论是屯田、还是组建乡兵，皆是南朝曾经用的方式。但是两国的国情不同，在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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