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时愈来愈混合，不再有血缘上的意义。而在前世，赵昺也知道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曾有过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与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间的战争都是内战，如铁木真、完颜阿骨打和努尔哈赤都可以算作开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场上，这些人都是敌人，是入侵中原的蛮夷。
现在姑且不论谁是谁非，不过赵昺清楚后一种观点在历史上占据了主流，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都和复杂的民族和地域问题错综纠缠在一起，所爱的国家，就是汉族的国家，即与民族主义和中原中央观念息息相关。当前的宋朝同样如此。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历史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边区域为落后民族地带，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却是军事化民族，占据高位，时时觊觎着富裕的中原地区。先是边鄙落后民族称臣，中原人民蔑视四野，继而中原政治腐化。
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国家军事力量，从而导致国家实质性的落后，于是胡羌羯厥蒙满之邦民族乘机进犯，文明文化只好节节退让；当中原文化力不从心应接不暇的时候，文明输于野蛮，老大退避后生，失土守望，汉族逐渐以体面认输退却；再是远客入主中原，附庸蔚为大国，汉人沦为下民
后来历史成为现实，汉人渐把当年的蛮族视为主子，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混血杂交合为一家，昔日所爱的国家已经过时，再行坚持爱念旧国已经不合时宜；再后来，新来的主子也慢慢汉化，继承了汉文化的腐败本质，封建文化愈加堕落，落后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负面文化，再次走向历史的下坡路。
而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赵昺，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本朝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诸多诗词和一卷日记《揽辔录》。其中一首绝句写道：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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