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无所适从。时间的长河把一家一国的短暂悲哀冲刷销蚀殆尽，把过去的悲壮变成了一处处喜剧。这种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决定性地给整个民族一种无从真诚爱国的复杂心理感受。
赵昺也意识到再以历史行进中不断变化生成的局部观念作为千古不变的国家意识，则完全不合逻辑自相矛盾陷入缠夹难解的困局，尤其以如此一种传统僵化的国家、地域和血缘伦理意识作为不变的爱国主义的理念基础，则完全无法应对今日变革的挑战，使一代代后人无所适从。
要想改变现状，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和新文化体系，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赵昺觉得以自己这点儿能水是够呛，而当前他依然需要民族主义来进行复国大业，时机还不成熟。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尽管这很难，而今他就面临着项传统观念的挑战，可仍然没有放弃……
赵昺在入主临安后，下旨在城中设立医药院，一来是为民接触病痛，二来也是彰显朝廷对百姓的体恤。本来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进行的很是艰难，而最困难的是少有人去看病。别说出现爆满，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去治病的除了军卒和家属，就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人了。
而为什么办好事，却难以成好事呢？赵昺也想过，其实主要还是传统观念在作祟。我们知道在古代医疗事业，并非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而是由民间医生来承担，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导致医院在社会上难以持久发展。
在现代社会，谁都清楚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所以医患关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即便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矛盾，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
但是中国古代的医患关系却恰恰相反，医者是从动、被选的。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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