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荀子以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间确实不免有冲突。但朕以为为了确保朝廷正常运转，政令的通行，礼的遵循当然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也是必然。”赵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礼法并称，礼又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朕以为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则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之基础，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兼而论之，学而化之，”赵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实赵昺在赵昺看来，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的孟子及‘离经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而荀子的学说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人伦价值观。而荀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侧重回答了“人应该怎么样？”
从人性论来说，孟子和荀子，一个谈自律，一个谈他律，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达到“上下同德”——这不就是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雏形，其崇高的“舍身取义”精神，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源头吗？
保守的说，孟子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海德格尔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恶”，则为法家、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打下基础，同时荀子的理论还带有仁学色彩，至于他的学生李斯主实践、韩非主理论，然后他们作为法家，没有人情味，那就是后话了。从行动、理论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已是大功一件，真没必要苛求古人，他们也有时代局限。
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伟大的深刻洞见。而荀子从逻辑上推理“化性起伪”，说社会制度来源，同样是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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