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二十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但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
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
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
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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