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过激反应。就如同大地震发生后，一丝轻微的晃动都会引起刚刚死里逃生的人恐慌，哪怕明明知道这可能是假的，也会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维支配下逃到空旷之地。
而就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赵昺让事务局的探子们将这些‘故事’讲给大家听。当然每个不同的故事都是针对着特定地区，在被占领区则是以妖僧拐骗幼童为主，元朝势力还未深入的地区则是以杀十姓人为重点，而在刚刚征服的地区就以金汁炮为最流行。讲的人认真，听的人害怕，这些故事便一传十，十传百，犹如瘟疫般在江南各地传播开来。
无论现代还是古代，中国还是外国，每个政府多会对舆论进行管控，而地方政府也有监察民情民意的责任。这些诽谤‘圣上’，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的故事大范围传播肯定难逃朝廷的耳目，但官府辟谣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谣言传播的速度，而想扑灭如山火般蔓延开来的流言，消除百姓的恐慌情绪也不是一两句义正言辞的官话和几张布告能解决的，何况新政府的公信力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恐怖的笼罩下，百姓们都变的神经兮兮了，看到游荡的番僧便会急忙将孩子唤到身边紧紧搂住，有不识趣的番僧试图对孩子抚顶赐福时便被当场打死。于是乎平日肆意游荡街头巷尾，无人敢惹的番僧们往往莫名其妙中死于非命，他们主持的寺庙成了人们发泄恐惧的出口，被愤怒的人群捣毁，而其中藏有的人骨法器变成了杀死幼童的证据。谁都知道黄教被鞑子视为国教，他们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代表国家的标签，正间接证明了流言非谣言。
在其它地区，因大征发民夫引起的冲突也是不断。从最初的消极的拒绝应征，发展到殴打、杀伤下乡强征的官吏，到最后演变成公开对抗；同时各地大姓逃亡的事情愈演愈烈，地方官有固境安民之责，可面对逃亡潮也无能为力。过去还有城池，大门一关想出去却不容易，现在城墙都拆平了，人们拔脚就到了城外。而人多势众的大姓索性结寨自保，公开对抗官府。
江南动荡的消息很快传到大都，忽必烈得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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