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依仗得到太宗的信任，愈发横行无肆，最后引起众怒，被宋太宗扔出来做替罪羊，一起在贬官路上被赐死。
徐平不想靠着这种手段升官，更加不想莫名其妙地这样倒霉。
再一个徐平对这个年代的官和吏的态度很复杂，态度摇摆不定，行事便就犹豫不决。
公吏的俸禄微薄，哪怕是收入比较高的中央各个衙门的公吏，合法收入也仅仅能够勉强糊口，在京城生活比较困难。
但实际上几个油水多的衙门，比如三班院流内铨，审刑院和三司等衙门，小吏们的生活相当滋润，甚至比馆阁任职的很多进士高第都富裕得多。这当然没有什么诀窍，简单一句话就是无人不贪，说没有一个干净的可能有点绝对，但也大致相差不远。
自从太宗时候封死了公吏参加科举的道路，投身为吏的大多都就是奔着赚钱来的，图的就是用手中的小权可以变现发财。公吏两大来源，一是世代为吏的，再一个就是官员子弟不成器，托关系为吏人，好歹有个铁饭碗。
几十年下来，公吏这一阶层已经成了一个大染缸，哪怕清白身子进去，想再清清白白地冒出头来，那是千难万难。不想同流合污，周围的吏人也容不下你。说穿了，小吏们由于常年处理具体的事务，很快就会对手中的权力失去敬畏之心，贪渎和玩忽职守几乎是一种本能。别人眼里，害得有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横死的惨案，在他们眼里可能就只是多写一张纸而已。数万贯的巨资，在他们那只是多签一个名字，怎么能管住自己的手。
这时候就显出了科举出身官员的价值，他们到底不是从那个染缸里出来的，说得不好听一点，想同流合污也没有路子。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牵制公吏。
科举地位的升高也同时伴随着胥吏地位的下降，这本来就是天生的仇家，是统治机构的一体两面。把这个关系调整好了，整个统治构就能有比较高的社会治理效率和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如果官与吏的关系紧张，内耗的巨大的成本便就要转嫁到整个社会去承担。
而如果一旦这对统治者本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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