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包括了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而且描绘出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轮廓。大部分的官员实际上见识还是被自己的身份限制住，对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认识，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补上不足。
事情定下，徐平又道：“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天下钱粮事务，当然也要守规矩。这一两年来，关于三司事务的诏敕极多，在其他衙门的官员眼里，难免显得凌乱，想要了解也无从下手。臣请来年编关于三司钱粮事务的诏敕，以让天下钱粮事有章可循。”
赵祯沉吟：“编敕是朝廷大事，《天圣令》印颁天下未过十年，来年编敕是不是太过密集了些？会不会让官民无所适从？再过两三年，律令当重新看详，你们三司可不可以等到那个时候，跟其他衙门一起来编？诸事合在一起，总是简便些。”
宋朝并没有成法典，用的是《唐律》，修改用诏、敕、令、例等等方式。所以官员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成例特别重要。宋承唐制，这样做勉强还可以，现在徐平对经济进行了极大的变革，《唐律》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现实了。重修法典是极大的政治动作，而且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态度，徐平现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折衷的办法，还是用编敕的形式来确立新法。至于彻底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宋朝初年并没有专门的编敕机构，最早都是由大理寺负责，后来往往临时差官。到了天圣七年，才开始设“详定编敕所”，命宰相吕夷简和枢密副使夏竦提举管勾。那之后，编敕所便就成了专门整理敕令的机构，相当于大宋的立法机关。至于各个衙门和地方州县编敕，除特殊情况都是由本衙门的官员进行，朝廷再专门差官看详删定。
三司的诏敕，自然是由徐平带本衙门的官员整理，不过他这次特意提出来，显然是超出了平常编敕的范围。简单地说，新的各种经济措施需要用成法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再满足于一诏一敕的解释，而是要形成系统的法令。这样做，就超出了三司的职权，所以徐平才会专门上奏，最好是有如同编敕所一样的专门立法衙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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