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
罗兰先对上述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做出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解读，在父亲连连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以后，做出更进一步的阐述。
“坦率地说，我才不在乎土豪地主占的那点田地，我在乎的是在远东推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将远东大地上那些尚未开垦的土地、森林、草原、湖泊、河流、矿山等等自然资源立法收归国有，并且对这些自然资源进行精确的测绘、丈量、统计归类，如果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源无法控制在政府手里，身为国家的管理者对这些资源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那还谈何治理国家？”
罗兰的质问深深触动了鲁道夫的内心，使他陷入沉思。虽然他作为一位君主称得上思想开明，不止一次在内阁群臣乃至公众面前承诺尽快制定出一部《寇拉斯法典》，在远东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风尚的立宪制君主国家，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世间君王共同的执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执着。宪法迫使他无法像旧时代的君主那样独揽大权，宣称“朕即国家”，但是如果能以政府的名义掌控国土资源，同样可以给国王陛下的虚荣心带来极大的满足。
“将尚未开发利用起来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作为公共财富储备起来，以备统筹规划，统一开发，这是很有必要的。”鲁道夫先肯定了儿子的观念，接着提出要求：“但是仅凭这一条还不足以说服内阁群臣，你需要提出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论点。”
“事实上明确土地的产权还不是最紧要的理由，我急于推行土改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解放农业劳动力。”罗兰耸肩摊手，“我很遗憾的发现内阁群臣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世上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土地制度，一个地方采取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取决于当地的人口密度。”
“土地制度取决于人口密度……”鲁道夫放下烟斗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下儿子这句话，像个乖巧听课的小学生，“这个论点很有意思，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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