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至少也有一万多。
新得户口登记不做非农和农业的区分，因为在17世纪这两种人口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除了城里的伙计店员工匠农忙的时候还乡帮忙，乡下的农民短时间进城来做工，在广州城里还住着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农民，在城里种地。因而只做职业大类登记――毕竟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终身制的。
户籍人口数字不包括疍民的人口，河泊所接收来得疍民数据很老，还是张居正时代的统计。按照这个过时的数据，在河泊所登记的疍民有二万二千人。但是留用的河泊所的老吏，疍民的数字远远不止这些。由于他们居无定所，漂泊不定，所以很难确切统计人数，不过长期在广州城外西江和珠江水面活动的疍民不会少于四万人。
要彻底弄清楚疍民有多少人，除非让他们上岸定居。195年广州市政府的第一项大规模实事工程就是修建疍民住宅，让疍民上岸居住，从而第一次控制住了这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
控制疍民，让他们登岸居住编户齐民，对珠江水系的上上治安有莫大的好处，甚至对广州的治安都有好处：自古以来江河湖泊就是不法分子的然隐匿地。
但是现在刘翔的广州特别市政府无力这么干，他只好暂时放弃控制疍民的企图。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货币的行上来。
新货币的信用，关键在于购买力能否得到保证。刘翔很清楚，一旦开始行新币，钞票的行就会象破堤的洪水一样。
一是广州的市面上本身的货币流通需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底――大明没有统计局，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到底有多少银子铜钱在市面上流通，谁也弄不清。财金省只能粗略的估计大约需要流通券大约一百万元。财经省唯恐不够，已经下令在香港造币厂加印数百万元的钞票。其次是广州市政府开销。广州市政府的开销比起过去的广州府来，膨胀了一百倍都不止。新建许多机关并且维持运作，迅膨胀的公职人员，收容的旧人员，救济灾民，市政工程……外加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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