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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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