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部、学龄前儿童教育处和剧场管理局等部门任职。但他的思想仍较复杂和矛盾。面对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极度的经济困难，爱伦堡开始时的希望和热情很快就为怀疑和犹豫动摇所代替。这几年他出版的几本诗集。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个伟大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又说自己‘对当前的现实既欣喜若狂又惶惑恐惧’，并把革命称作‘血腥的旋风’、‘毁灭性的爱’等等。正如爱伦堡同志在再次返回祖国时所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并不理解革命，继续处在动摇和迷茫之中。’……”
基里洛夫和拉祖梅耶娃说起爱伦堡，顿时就聊个没完，就连坐在旁边的娜佳和巴斯曼诺夫也凑了过去。听他们几人聊爱伦堡聊得热火朝天，我心里感到格外不舒服，走回桌边坐下后，望着依旧说个没完的几个人。不禁重重地哼了一声。
站在旁边的阿赫罗梅耶夫听到我的哼声，被吓了一跳。他左右张望了一下。走到我的身边坐下，望着那几个正聊得投机的指战员，低声地问我：“师长同志，您以前就认识爱伦堡同志吗？”。
“当然认识，”我没好气地说道：“假如不是认识他的话，我现在自然是少将军衔。”
阿赫罗梅耶夫在沉默片刻后，小心地问道：“师长同志，据我所知，您早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就是少将军衔，后来是因为出了点事情，才被降为少校的。难道您的少将军衔被褫夺，和他有关系吗？”。
“可不，”我难得有个发牢骚的机会，便对着深得自己信任的阿赫罗梅耶夫，讲起了和爱伦堡结怨的来龙去脉：“……我因为看到被德国人残害的卓娅的遗体，一时怒火中烧，便下令将俘虏的士兵全部枪毙了。没想到就是那么不凑巧，正好被来采访的爱伦堡见到了这一幕，便拍了照片并将这个新闻发表在《红星报》上。因为这个新闻被多家资产阶级的报纸转载，引来了许多的不良后果，所以我就因这事被降职，并被派往列宁格勒方面军。”
“原来是这样啊。”阿赫罗梅耶夫听完我的讲述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后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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