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说得很客套，他的语气中明显地透出了一股不耐烦。
我本来想立即打发他走，但想着自己的头还是晕沉沉的，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军医同志，我的头部刚才被砖石砸了一下，现在有点晕乎乎的。”
听我这么说，原本心不在焉的军医也紧张了起来，连忙追问道：“被砸在哪个位置？”
我摘下钢盔，指着自己的后脑勺说：“在这里！”
军医连忙贴过来。伸手摸着我的头发，仔细地检查上面是否有伤口，过了一会儿。他口气轻松的说：“将军同志，您的头部没有流血，可能是轻微的脑震荡，休息两天就好了。”
虽然军医的检查过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敷衍了事，但既然他说没事，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我连忙把钢盔拿在左手，伸出右手去和他握手，感激地说：“谢谢您。军医同志。”
“天啊，奥夏宁娜同志。”古罗夫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身边。吃惊地盯着我手上的钢盔说道：“你的钢盔是怎么回事，怎么有那么大的有凹痕啊？”
听古罗夫这么说。我连忙把钢盔拿到眼前。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钢盔的后半截不有个拳头大的凹痕，十之是刚才落下的那个砖石砸的。幸好我命大，如果砸在没有钢盔遮挡的部位，我可能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军医见到钢盔上的这么大的凹痕，也不再像刚才那么随意了，他从皮箱里拿出几样药，递给了我，正准备吩咐注意事项时，外面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动静，军医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该死的德国佬，又开始炮击了。”
我接过军医递给我的药，发现只是普通的阿司匹林，但还是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向军医表示感谢。军医一边礼貌地回应着我，一边再次收拾起他的小皮箱。
就在这时，格拉德舍夫灰头土脸地从外面冲了进来，向着古罗夫大声地喊着：“司令员、军事委员同志，不好了！敌人的一颗炸弹落下来，炸塌了我们两个掩蔽部，将躲在里面的指战员全埋住了，我已经让警卫连的战士赶紧挖土抢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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