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实行的戒严，于七月上旬解除，不过为防备鞑靼人卷土重来，城中仍旧施行宵禁和门禁，对出入京城的人员进行严格盘查。
这对沈溪来说，并没什么影响，他没心思去京城郊外游逛，安安心心当他的大明上班族即可。
谢迁所说的弘治皇帝要对太子朱厚照的学问进行检查，时间大约在八月中旬，与很大可能是在中秋佳节时，沈溪的准备时间相当宽裕。
沈溪也有小九九：自己有半年没在京城，就算太子在二十一史方面学得不好，也不能完全责怪自己教授得不好。
当东宫讲官的多少都有推诿的心态，反正又不止我一个讲官，责任谁爱担谁来担。
谢铎帮沈溪出书的事，七月中旬有了着落。
京师戒严的这段时间，城中大小印刷作坊俱都停工，直到戒严解除后，大大小小的工坊才重新开张，先期印了三百本，名字不是前世的《阅微草堂笔记》，而是《聊斋志异》，当初沈溪第一次在太学写这本书时就是以《聊斋》定名，其后孙喜良也以相同的名字出书，反正眼下两本书都没有，又同是志怪题材，以后或许可以慢慢增补，合二为一。
谢铎印出书后，将书籍送与京城知交好友，上到大学士李东阳、谢迁，下到他赏识的弟子，主要目的是为沈溪扬名。
或许是谢铎名气够大，又或许是民间志怪小说这种题材新颖，内容充实吸引人，在书籍刊印后，城中很快便开始流传起手抄本来。
尤其在以治学为见长的国子学中，原本孙喜良那一版《聊斋》就颇为流行，而现在的谢铎版可是有当今的国子监祭酒谢铎作的序，还对谢铎以及许多大儒对文章的精妙点评，一时间再次掀起阅读的热潮。
可终究志怪小说不是孔孟之道，就算再有建树，也仅仅是得到些许好评，并不会给著书人带来多大的名气……这年头要在儒学界立足，主要还是得研究儒学，其中以研究程朱理学为代表。
诗词文章同样可以扬名，只是别人不会把你当作大儒看待。而沈溪，在许多人眼里就有些类似于摆弄旁门左道，居然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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