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都有关联。哥白尼让地球动起来之后，基于亚里士多德有限宇宙的物理学模型受到了牵连，无法继续成立。但这并不是哥白尼擅长的领域，因此哥白尼对其理论引起的力学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但自然哲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最终到伽利略和牛顿才把分裂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重新整合起来。而进一步造成的物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撕裂最终也没有得到弥合，各门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也受到深刻影响。
在生态剧变之初，发生的可能是某些环境的新变化，某些物种抢先完成突变而适应了新环境，对于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新物种就像是外来入侵物种那样肆意繁衍，破坏原先保持稳定的生态链条，同时创造出新的环境。其它物种如果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环境，势必消亡或者边缘化。
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关系——这些旧环境下的生态都将受到挑战。更适应新世界的生存策略很可能在旧世界中处于弱势，但如果迟迟不能适应新世界最终也难免被淘汰。因此在由典范转移引发的重新洗牌过程中很难找到最优的生存策略，最好的办法可能只是顺其自然。
具体到这个世界，因为产业革命和共和国这个先例，加上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加剧、民族主义崛起、传统道德崩塌、大国博弈等要素的综合作用，典范转移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带给诸国本已危机重重的内部注入一剂过于强烈的催化剂，引发“王冠成打落地”式的革命。那些英明睿智的君主不会看不到这种风险，一旦出现失控的风险，他们就会以更甚于此前的气势踩下刹车，一部分过激的还会顺势挂上倒档。
这一点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具体案例可以参照开明的的几位代表人物，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这几位都是早年锐意进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但到了晚年不是转向保守，就是面对改革失败灰心丧气。
“放任共和国存在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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