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五十四年五月，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黄河再一次泛滥。朝廷为了赈灾下拨了大量的银钱，财政异常吃紧，甚至连圣上极其不愿动的内库都消耗一空。几方僵持的括隐势在必行。
朝廷中枢官员的眼界毕竟不同，天下到了这个地步，再盘剥谁都没有好下场。差不多的人家，不愿意吐地出来的，就老老实实补上应缴的税负。横竖朝廷括隐就是为了钱，只要有钱，自耕农多不多就不那么重要了。
阻力却在地方。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令到了地方，还得先拜当地名门。当地名门亦有子孙四处当官，相互掣肘，不愿动真格的。到七月，地方报上来之田产，远低于户部核算。必须赶在秋收之前查清，以补朝廷财政之空。被逼急了的圣上，终于效仿汉武帝，启动了“告民令”。凡举举报者，可获利被举报人财产之三成。一时间天下富户遭殃。庭芳在京中听着各路消息，都不知如何评价。告民令一出，天下中产齐破产。饮鸩止渴的一招，可去岁朝廷年入不到两千万两，光养九边的兵马就去了八成。想想偏安一隅的南宋随便就上亿的岁入，每年两个县的财政收入就够打发金国……这倒车开的也是没个边了！
自古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像光影两面，纠缠不休，此消彼长。自宋以降，割据再难形成，却不是天下归心，而是从朱元璋开始，实行几乎相当于种性制度的政策，把人圈死在土地上。丰年能吃饱，荒年不饿死，便是“盛世景象”。可老天不会乖乖让你丰一年，荒一年的轮替，一个荒年不饿死，那两个呢？三个呢？连接六年大旱呢？为了活下去，出卖土地是常规手段。建朝一百多年，天下早已是富者连阡陌，穷着无立锥之地了。
富者易培养子侄，入朝为官，形成了官家豪强。固然不会封疆裂土，却是一方诸侯，州府之官轻易不敢动弹。其盘根错节，巧取豪夺，真是不处于历史环境，真难以理解。大量的资料在庭芳眼前划过，看到最后，唯有得出一个沉重的结论——打土豪真的没有错。或许贫下中农真有靠自己努力获得土地的，但官家豪强不可能没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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