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不敢马上应承下来。只是小声的提醒道：“大帅，这样一来，我们算是彻底和孙大总统决裂了，而且我们真的要支持曹锟吗？”
陈炯明瞪眼道：“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我都要成过街老鼠了，还有心思想这些？”
让孙大先生脸面扫地。
广东督军陈炯门进退维谷。
两人本就揪心挠肺般的难受，可偏偏就有人很高兴，而且这位幸灾乐祸的人的声望一点都不比孙大先生差，在近代文坛政坛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梁启超。
至于这位怎么和孙大先生结仇的原因也很简单，梁启超是‘保皇党’。‘变色龙’，是清廷遗老遗少的小辫子，这些都是‘国党’嘲讽这位近代思想大师的惯用语气；而梁启超呢？他嘲笑‘国党’为‘口头革命家’、‘远距离革命家’、‘嘴炮无敌’。
而当时主要机构在南洋的‘国党’偏偏就不能反驳，煽动无知青年替他们送死的事实。
梁启超能嘲笑‘国党’高层的敢做不敢当。是因为‘维新党’出了一个谭嗣同，其父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而他更是光绪近臣，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可就是这么一个书生，做了一句‘国党’高层谁也都不敢做的事。
‘自古变法没有不流血的，我愿做变法流血之第一人！’
一个书生。贵公子，胸膛里却藏着心怀天下的正气，听到这句话的人，就算在看不起‘维新党’的固执和狭隘，也要对谭嗣同，还有另外‘维新党’重要人物竖起大拇指，高唱一句：“六君子高义。”
而且文人骂人，自古都是办法百出。
打个比方，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后在青年人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他是一个敢和天下人打官司也全然不惧的硬茬。当初他和章士钊骂战的时候，正好碰到学生游行，最后被军警打散了。不过他没有参加游行，可第二天，很多报纸上都写了这么一则消息：“……游行被军警武力驱散，谭姓青年学生头部刀伤，昏迷未醒；北大教授周树人被打，掉门牙两颗……”
报纸鲁迅当晚就看到了，可是他纳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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