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民国农村的一种约定俗称的规矩。听着感觉有种古朴的味道，可实际如何，却不得而知了。
王学谦不管宋子文如何理解，继续开口说了下去：“在很多农村，有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规矩，这些规矩会被镌刻在石头上，成为整个村子村民的行为准则。王村就有。”
“那个王村。”
“王桥镇的王村，就我老家。”王学谦没好气地说道：“王村的乡约是东晋时期立下的，后来碑文不清楚了，宋代的时候又立过一次，明代也重新立过一次，最晚的一次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乡约。好在王村读书人多一些，比较开明，乡约也是劝导为善的多。可是有些地方的乡约就是为了束缚百姓在土地上而立下的，甚至有不准买卖土地，不准背井离乡。几百年的乡约，简直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还有族规，都是限制人的东西，要命的很。”
听到这里，宋子文才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浙江虽然完成了粮食的固定定价，政府采购专营等措施。按理说，农民会因为粮价的持续低廉，而转移到城市谋生，前提是城市要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而这一点宁波等地已经拥有了成为一个工业城市的基础，随着电厂建设的加快，宁波的工业能力在东南沿海一带，仅次于上海。随着工厂不断的增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足够充足的劳动力？那么宁波城市的发展就会被拖累，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阻碍。甚至严重一点的说法就死，浙江工业化将变得遥遥无期。
这些问题，王学谦不会去考虑解决的方案，他之要下达一个行政命令。
随着宋子文的入职，这问题将直接丢给自己，到时候如何解决，就是他该头痛的时候了。浙江不是黄河边上的河南，进入民国之后，黄河几乎每年都要闹腾一次，不是发大水，就是干旱，近乎年年招灾，各地逃难的灾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浙江连水灾发生的概率都不大，而且还是小范围的受灾面积，人口流动的基数不大。如果人口还继续留在农村，不愿意去城市做工挣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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