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时期振奋人心，却很难在和平的西南成为推动一切的核心理念。
那么，在此时的西南，能够成为核心理念的到底是什么？宁毅选择的仍旧是契约精神。
将退役或是负伤的老兵调配到各个村落成为华夏军的代言人，制约各地乡绅的权力，将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推行的基本的人权与律法精神写成简单的条例，由这些老兵们监督执行，宁可让执法相对机械化，打击各地为富不仁的情况，也是在这些地方逐渐的争取民心。
而为了令各地乡绅对于老兵的腐化速度不至于太快，不断进行的思想工作便是极为必要的事情。而这种模式，与美国早期的治安官模式，其实也有一定的类似。
从现实层面来说，华夏军眼下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是一支在现代军队理念维持下的军管政府，在女真的威胁与武朝的腐败，它在一定的时期内依靠战绩与军纪保持了它的强大与高效。但如果在这种高效逐渐回落后——即将近一代华夏军不可避免地要回归到生活的轮回完成后——如果宁毅所放下的理念，无论是民主、人权、封建还是资本不能落地成型，那么整个华夏军，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的后果。
到如今，宁毅所花费功夫最多的，一是契约精神，二是基本人权。讲契约、有人权，做生意，其实也是在为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的第一轮落地做准备。因为无论其它的主义会否成型，格物所推动的工业革命萌芽，对于宁毅而言都是真正触手可及的未来。
而在眼前较短的时期内，令这个治安体系尽量踏实地运作起来，彻底完成对成都平原的掌控，也有着另一轮现实的意义。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时约有六万军队，如今近一万去了徐州，五万多人——即便加一定的民兵——要保证成都平原的统治，也只是堪堪够用。在女真南下的局面里，如果将来真要做点什么，宁毅必须尽快地从手抠出足够多的生力军来。
从老兵之选择出来的治安资源相对够用，随着这个开春，和登储备的一百九十八名识字启蒙级别的教师也已经分往成都平原各处，进行一定周期的流动开班，教授识字与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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