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方伯的原因之一，也是台辅们不能就合肥一事对其大加攻讦的原因之一。
勇于承担，能人所不能，所以讨论沈维周其人忠奸与否意义不大。而台辅们在放弃了抵制试探之后，转而回归正道，就算没有军力上的强大依仗，他们的举措本身就带着强大的法礼力量。
往年因为边事告急，所以事从权宜，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对的。你既以王臣自居，如今也是功成名就，又有什么理由阻止王道正法的推行？
由这一点，王导也能感觉得到台辅们的决绝，虽不明说对淮南的忌惮提防，但却将所有的举措都摆在明堂执行，不再局限于往年的牵制幽合。说到底也是因为沈维周兵发合肥先踏出一步，打破了过往交涉的默契。你以悍卒凌我，那么也就不要怪我以大义制你。
政治的奥秘在于有策略的让步妥协，而这种再无弹性的直接碰撞，对哪一方来说都承受着极大压力。一旦稍有失控，则必酿生大祸。
沈维周自然需要大义加持，否则他一介南人在中原，法礼名位上并不比河北的石虎优越多少。而江东的台辅也同样不能肆无忌惮，因为庾亮就是他们前车之鉴。
双方互有所恃，但又互有忌惮，可是关系却又僵硬到极点，这种状态势必不能持久。至于会以何种方式被打破，最终又会以何种局面而收场，王导想象不到，也不敢深思。
所以他派儿子路祭袁彦道，与其说是悲于盛年而夭，不如说是哀于世道恐再将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