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针对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
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再从对军队的控制来看，则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所以。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反观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所以，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
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
当时，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
既识字、有文化。管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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