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也不傻，他们只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伸士交结到了，不惹麻烦，再清正廉洁一些，断案的那种黑心钱不捞。三年下来，一个卓异的考评就稳稳到手了，谁去帮老百姓挖沟通渠的，这不是有
毛病不是？
官府不出头，地方上的水利建设，就主耍是靠乡伸带头了。
江南地区做的最好，河塘沟渠多，不修断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仲多，民智开通，而且，最为要紧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沟渠。当时种地，可没有农药化肥。土地高产不高产，全凭粪肥往上堆。当时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宁愿憋着，也不能把粪便便宜给外人。拾粪也是门职业，农闲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着粪筐到处拾粪去
，说起来也是生发。除了粪便，河缩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时清淤翻挖上来堆到地里，效果不比粪肥稍差。这样一来，江南地区不必太多鼓动，年年疏通河渠已经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河网密布，天生的养人的好地方，明初时
候，松江和苏州几府交上的粮食几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产如此之多，也是异数了。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亩最高能收六石粮，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坏，开发过度，原本汉唐时的水利工程无人维护，干旱的时候没水，下雨的时候坡地积不住水，没有植被吸收，没有河流蓄积
，又容易冲坏田地，形成水灾，每年种子种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开眼，正常年头，七八斗一亩，五六斗一亩，甚至三四斗一亩，都是常态。江南一亩，可抵西北五六亩地，也是稀松。所以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晋北地方，是明朝最为凄惨的地区，收成少，费力高，几乎是十年九灾，正常年头，也就是勉强温饱，稍遇灾害，就得准备啃草根树皮。超过几年的大灾一来，只能靠朝廷赈济，
不然的话，就得逃荒。
于是大明乱起西北，亡于西北，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节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如今的天子脚下是十室九空，有点本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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