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利益，很快打成了一片。
在大明内部，东林党与江南大商贾结合，形成一大势力，浙党与走私海商结合，又是一大势力。
此两股势力的形成，一个为江南士绅说好话，反对征收商税，一个为走私集团说话，反对开海。
至于晋商，也想在朝中寻找代言人，但山西一地，文化远远比上人文荟萃的江南，能够中进士入朝做官的人实在少的可怜，自然无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因而他们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暗通蒙古满洲，背叛大明，支持外族入主中原。
崇祯末年，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
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加税，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朝中西北的官员少，自然争不过东林，使朝廷无法开源，只能再加征农税。
明朝的情况，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
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陛下，眼下的情况，在加农税，无疑重蹈覆辙，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
王彦说完，新入阁的顾元镜，便反对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来，商税历来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税，只能是与民夺利，失去民心。”
王彦入之粤后，顾元镜被边缘化，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本来已经失势，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站在了拥唐派一边，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
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自然反对加税之举。
这近一个月来，王彦已经摸清了广州成内商业的情报，联络了一批商人，使他改革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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