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p;8226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p;8226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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