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那个意大利的诗人彼得拉克，此人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成了运用十四行诗体最主要的代表。他一生写了三百七十五首十四行诗，汇集成抒情诗集，献给他的情人劳拉。在他笔下的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每行诗句十一个章节，通常用抑扬格。使得诗词音韵优美，的确不错。一时在翰林院很流行，偶有诗作通过杨溥传到了内阁，所以杨士奇对于这种奇怪的诗词也有些了解，他不得不承认，虽不如唐诗宋词押韵来得严格，但在感情的表达上，的确是不错的选择，颇有几分宋词的格调，算得上是一种新的格调，学一学倒也无妨。
比起这诗词，他更关注的是一本叫地理学指南，此书充分地解释了怎样从数学上确定纬度和经度线。然而，没有一条经线是用天方法确定的，仅仅少数的纬度线是这样计算的。将陆上测量的距离归算为度，就在这无把握的网格上定出地区的位置。海面上的距离，简直是猜测出来的，但不可否认，这本书中的确存在许多大明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即将到来的西洋之行，帮助极大。也正是这一点，让他对这几个传教士有了些关注。
得知他们进入大明后，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都十分精通。”这些赞美之言，无论是谁喜欢听的，身为首辅的杨士奇也不例外。
让他更满意的是，这些传教士不似往日的传教士对大明学问充满了鄙视，动不动闹出动静不同，他们来京师后，开始传教，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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