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无人操作，费渡的手机自动锁屏了，锁屏的背景是系统默认的，金属的外壳被骆闻舟握得发热。他抬起头，远远地看向费渡，见他正和胡震宇、周怀信他们十分熟稔地说着什么，肢体语言十分放松，大概是在交代周怀瑾被绑架一案的调查进展吧——骆闻舟没去管他，反正费渡不至于说错话。
很久以前，骆闻舟觉得费渡是个危险分子——
虽然人类的高尚与卑劣是上下不封顶的，但从小在法制社会的秩序中长大的普通人，在非极端情况下，思维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好比如果得知有人在聚众干坏事，正常人的反应无外乎是“勇敢好奇地去调查一下”、“有理有据地向有关部门举报”、“懒得管默默走开”等等，偶尔有道德比较败坏的，或许会禁不住诱惑同流合污。
但类似杀一个人抛尸到人家的活动地点，借以引起警察注意这种想法，就不怎么常态了。
和平年代里，即使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骨子里也知道置人于死地不是一桩吃饭喝水似的寻常事。整个社会环境中条分缕析的法律红线摆在那里，在多年反复的强化中，让一代一代的人潜意识里就有一根禁忌的标杆。
但骆闻舟明显感觉得到，费渡不同，在他心里，这些禁忌都是游戏规则，像“钻法规空子避税”、“规避监管搭建境外资金通道”等行为一样，不做是怕麻烦，有必要做的时候，他也绝无负疚感。他甚至乐于去钻研这些“玩法”，以防哪一天用得着。
可是费渡陪着何忠义的母亲王秀娟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一掷千金地在天幕上露脸，乃至于拖着一条骨裂的胳膊，深更半夜从苏落盏的刀下救下晨晨时，骆闻舟又觉得他或许只是嘴硬心软而已。
直到方才，有那么一瞬间，骆闻舟突然从费渡那无懈可击的微笑与一贯的欠揍中，咂摸出了一点不同寻常的味道。
骆闻舟想起头天傍晚费渡在车上那番语焉不详的话，发现那原来并不是顾左右而言他，费渡仿佛就像一个在别的空间长大的人，好是真好，坏也是真坏，那个空间的规则和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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