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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各方面都开始为了即将到来的开封论道准备着什么的时候。作为论道的主角，武好古和苏东坡也在北上途中争论了一路，直到二月十五，两人才赶到了日益繁华起来的北地商城界河。
武好古和苏东坡争论的事情是关洛学派的天理之说在未来云台学宫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虽然武好古不相信二程提出的天理人欲的那一套道德神学，但是他也认为这套东西是有用的——理学的作用可是经过后世千年实践检验的。
虽然因为理学大兴，儒学的求道问道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理学体系的完善。
因为理学可以比较完美的回答孔子的问题（儒家的大道本来就是个问题），那么儒学的后进就不需要去求解问道，更不需要去向佛教、道教求解，只需要沉浸在自己的体系中就行了。这大概也可以解释明清两个时代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
从某种角度而言，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和宋朝、唐朝乃至更早前的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过理学也有它的价值和作用，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评判，理学其实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支脉。在客观唯心主义吧客观精神——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法则、众生业力和天理——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源，并且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整个世界都是由抽离物质的宇宙法则或意念的创造物。
用二程的话说就是“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如果再要往上探究的话，理学的思想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老庄一派道家理论。
不过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们也不是单纯为了做学问而脑补出天理这个现实世界的主宰和本源的，他们是为了完善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对抗佛教、道教而创造出“天理”这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二程和其他关、洛学者创造“天理”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对抗宗教。而他们对抗宗教的办法，则是用天理的概念把儒学变得和宗教差不多，而且他们又在无意或是有意之间，走上了道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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