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基本都来自于这些手工作坊。
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必然进一步剌激到高利行业，而较之从前，明朝的高利贷不但规模扩大，参与放贷的人数更多，范围更是史无前例。
魏公公临时起兴搞个左手出，右手进，来回倒腾多弄人家二千两，不是真的不要逼脸，非要讹这些西商，捞来银子落自个腰包快活，而是在用经济学的手段温和解决问题，解决那个限制明朝发展，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幽灵。
当下社会，高利贷产生的原因无非是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比“九出十三归”还要黑，是百分之百！
在吴淞时，公公了解到苏州贫民向富户告借粮米，秋收时还债，借一还二。松江府有个人借了十石谷子，两年后作三十石归还。只有在富户在赈济乡里或者官府在灾荒时做国家救济，才将利率定在年利二成或三成。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吸纳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一般出现商人较多的地方，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足以谋生，才有很多人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但商人们在赚钱之后，又习惯将积蓄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一则是购买田产，二则是放贷收息。
这就回到了传统的地主加债主模式。
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也推高了本地地价，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
这就使得长江以南包括江北一部分农村，实际上已经失去向朝廷缴纳赋税的能力。
而变成地主加债主的商人则是海事图的第一环，也是最底层的一环。
因为高利贷的限制，商人及手工作坊主的经商和手工积累的一定财富，并不能像欧洲一样升级为扩张产业的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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