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卖力地为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时至今日也是大吨位的舰船，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颇具实力的国防基础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令人痛惜，发人深思。
其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三条：一是腐朽的政治体制。面对战争，首先是领导集团必须有坚强的抵抗意志与决心，然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至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侈，官员也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艘军舰的钱只买了3艘。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二是**的官僚体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有这样的背景，李鸿章不卖国就怪了。有一事实是最好的验证，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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