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
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
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
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
韦宝觉得朱元璋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主义的标本。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明廷统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殁后没多久，四编《大诰》就被他的臣民抛置脑后了。
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
《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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