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陈伦炯（同安）、蓝鼎元（漳浦）等人无不来自于闽南的漳州与泉州。
嘉庆年间著名的海盗，以及平定海盗之乱的李长庚皆为福建的同安人（泉州府），更是一时传为佳话。
降至近代，绿营水师没落，新海军肇兴，海军仍为福建人的天下，所不同的仅是闽南人已为福州人所取代。
因为福州船厂与马尾船政学堂均设于福州之故。近代海军与传统海军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其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科技性与机械性，即李鸿章的“西方专门之学”，“须经先在学堂课以测算，再遣出洋精习数年，乃冀有成”的“西人绝技”。
新海军，必须要在国内的学堂教育，并且还要出洋留学再加深造，经过西人的长期教导，而透过国际科技转移才可学到或掌握驾驶及操纵此一新海军的能力。
因此，使近水楼台的福州人得以捷足先登，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先驱。
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海军是一条登龙的捷径有利可图，远于第一批留学英法的“闽厂生徒”回华之前，即表现“一得自矜、贪慕荣利”。声言“创办铁甲，正我辈富贵之日，苟非高官厚禄，切不可就。”及至回国进入海军服务，逐渐地由偏裨而荐至将校，更是俾倪不可一世。视海军为其专利。尤其是民国初年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时代，先后十年，连任八次（每易阁揆为一任）；李鼎新继之，又于四年之间连任五次，福建人俨然是海军的不倒翁。
他们依附军阀，把持海军，以中央的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遂使闽系海军的势力盛极一时。
其后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虽然不属于“船政系”（或马尾系），但依然同为福州人，闽系的结构并无改变。
以海军部的人事为例，根据《大清缙绅全书》清末时期大体尚为福建与广东藉者各半，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
可是一到民国时代，即大为不同，如在民国廿二年三月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142之多，约占全数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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