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每次大明与建奴动武，不管是如何开端的，东江的都主动配合，因为他们首当其冲，是建奴的肘腋之患。
毕竟不核兵不拨钱粮，让袁某人和其他老爷们抓脑袋的真正原因是东江这种搞法水泼不进，他们靠卡钱粮脖子的办法控制不了。
辽西辽东将门的团结，和以利益为前提的捆绑集团，肯定比东江流民集团要牢固的多，从控制力度上说，祖大寿他们有天然优势，他们属于正统的边军。
但是看辽饷的面子上也知道和上官分润，和京畿势力一起捞工程款，一起捞取各种军饷，军粮，拨发给辽西辽东百姓的各种费用，这是辽西辽东地方军与京畿势力的共同目标。
但东江这种流民武装本身就穷的一塌糊涂，没啥可孝敬的，所以毛文龙和辽西辽东的兵头子相比，只能反复向礼部提出“献俘至阙”，次数多到不正常，这种情况说明毛文龙一直尝试绕过兵部户部两个现管直接向皇帝要资源，这才是毛文龙“好大喜功”表现的真正原因。
加之后来多次在奏折里头直接和新皇帝崇祯挑明情况，可谓犯了官场大忌，引得官僚们下黑手。
反正要在辽西辽东立足，肯定要站在祖大寿吴襄们这一边，这是一定的，站了一边，对待另一边的毛文龙，就只能是‘血海深仇’似的仇怨。
显然，韦宝觉得现在孙承宗侧重于东京的战略部署，是合理的，虽然对孙承宗本人的政治伤害很大，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孙承宗的公心。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力限制建奴发展，困死建奴，让建奴无法将势力触角伸向朝鲜和漠南，这一步棋，一定没有问题。
韦宝猜想，后期袁崇焕在崇祯上台之后，吹牛得大权，然后跟关系本就不错的祖大寿等人搞在一起。
东江这种形态的政治力量，是保守的帝国职业官僚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跟“犹效奋臂螳螂”的李闯王八大王们没有本质区别，二者最终搞得视如寇仇是个必然。袁某人三甲同进士的出身，自卑自大的心态，毛文龙种种跋扈的性格，只是加速这个事件发生的小因素罢了。
袁崇焕自大不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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