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
所以，韦宝要趁着这一波价格最低的时候，大肆吸纳！
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书李承勋说“大抵边镇米价，不论丰凶，冬月犹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贵。商贩以时废居，率致巨富。”当日边镇米商赖以获利的因季节而波动的米价。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抚山西侍郎万恭说“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在今山西北部）……往岁八月秋成，银一两可得米二石。……延至十月，以为时估方定，则仅得一石八斗矣。……延及今岁二月，又仅得一石四斗矣。”
换句话说，同样一两银子，如在山西北部购米，在春天二月的购买力约只为去年八月收成时的百分之七十。当日山西北部米价这样的波动，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事实上北方边镇的米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往往为秋收时的两倍，或将近三倍。约在嘉靖（1522–1566）中叶以前，邹守愚撰《边储议》，其中说“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欲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
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学士严嵩等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三两才可得米一石耳。”
明代北边各镇的米价水准，大部分时间都远较内地为高。当日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北方边镇，政府为着要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驻防大量的军队。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消耗自然特别增大。可是，沿着长城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粮食的产量非常有限，故在那里集中的军队，有赖于内地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应。
不过，边镇与内地之间，往往因为地形险阻，交通困难，运输费用非常之大，故加上运费以后，边镇米价自然要远高于内地。
约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阶说“二镇（宣府、大同）米、麦，每石值银三两以上。而军士每月支银七钱，仅买米、麦二斗二三升，岂能养赡?……今北直隶、山东、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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