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1847万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和，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
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从一些地方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比可说明一些问题：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800万斤左右；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1146917斤，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仅广东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6641斤，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8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明代钢铁产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2500人。
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温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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