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权倾天下，一言九鼎，面对一帮言官集体发难，依然很麻烦。
李鸿章对这些有个很准确的见解，他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后世的民间历史讨论中，有一个广泛的误解就是言官代表正面的、清廉的进步力量，皇权代表反动封建势力，他们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民主与独裁的关系。
这是长期受话本杂剧熏陶出来的好人坏人二元史观，非常片面。
事实上御史、言官这种岗位，其设置初衷就是“监察百僚”，是皇权用来制衡文官集团的产物。
历代的谏议大夫、御史中丞、都察院都御史等职位在组织关系上都是和宰相、中书、内阁平行，而直接对皇权负责的。
所谓风闻奏事、弹劾官员就是行使这种权力的手段。
被弹劾的官员无论官位高低，若无来自皇帝或者同党的回护，很有可能面临政治声望甚至权力受损的结果，因为背负弹章而离开朝堂职位的大臣，历代皆有。
君主程度高，意思是集权程度加强，也就是说决策权更加收拢，然而囿于古代的技术手段落后，主要是信息传递手段落后，绝大部分君主都无力把所有事务亲力亲为，甚至连直接对执行者下指令都做不到。
因此君权还是要依赖于文官集团去执行自己的决策。
所以明清加强，只是说在决策环节本身，从程序上讲，文官集团的发言权重较之宋代有了明显下降，但实际上在执行层面，集权的效率是有顶点的，是会衰退的。
明末清末都出现了文官清流把持决策的情况。
言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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