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
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
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以清修《明史》说，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
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
不象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
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
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
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
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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