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琼州。
若是如此，则明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恐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写有：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
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这说明那个时候的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艘到30艘之间。
这对于华夏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一点点船只往来的贸易量，可以说等于没有海贸。
二三十艘船能运来多少东西，和一个县城做贸易都不够。
影响非常小。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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