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丝折绢等，和秋粮，含米、马草、户口盐钞银等。
万历六年，苏州府起运折银夏税是4981.75两，起运折银秋粮是257189.5两。
以上这些起运的实物税收，也远远超出了57.2%的比例。
至于这些起运粮食目的地，那就多样了，南京北京都有机构负责接收，因此这些粮食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手户部太仓库的。
太仓库的主要功能是存白银而非粮食。
倪元璐的奏疏中，崇祯十六年苏州府上缴到太仓库的额银是565518两。
这个税收，自然也是不包括原本苏州府所缴纳的本色的。
而且崇祯十六年苏州府的额征银和万历六年相比，增加了一倍还多。
崇祯三年松江府的赋役构成本色米麦赋，约33万石。
明代存在着一种说法，叫“南粮北役”，意思是南方赋役中粮食负担更重，北方则是徭役负担更重。
但是韦宝认为松江府的“役”比“粮”更重。
崇祯十六年，倪元璐额定下的松江上缴到户部的赋税额银是232883两，相当于崇祯三年松江府一年折银的田赋。
由此可见，难道松江府的赋税是不少的。
只有不懂明代财政的才会把明末太仓库，新饷库，又或者是兵饷左右司的银额当成各地的赋税，典型压根就不知道明代是咋搞税收的。
三饷那有没有收足呢？几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没有三饷，江南赋税也未必收得足。
江南逋赋是自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长时间困扰明廷的财政问题。
江南第一次出现逋赋高峰是在永乐宣德年间，事实上早在洪武年间苏州府就有逋赋趋势了。
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到洪熙元年之间，欠粮392万石。
宣德四年，苏州府又欠了700万余石。
自15世纪起，明廷蠲免江南赋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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