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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执政的明代永乐朝，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洪熙、宣德两朝，有郑和七下西洋，应该是一个对外非常开放的时代。
然而，永乐朝的海禁实际上格外严格。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平头船无法远洋航行，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来达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见成祖的防范之心何等坚决。
甚至对于洪武及建文时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绝不放过。
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俊，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成祖言出必行，永乐五年，郑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峡附近的旧港，就剿灭了拒不归就的陈祖义海商势力。
永乐五年，1405年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后所设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征服区内也坚持推行海禁政策。
在平定安南的诏书中，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豁番货，违者依律治罪。”
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永乐末年私人下海贸易的情况开始多起来。
就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八年七月刚回到京师，宣宗即下令申严海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搜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置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比者已有擒获，各有犯者许诸人首得实者给犯人家资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之弗禁一体治罪。”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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