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的银子早就准备好了，交钱不是问题。
按道理，这是皇帝亲自定下来的事情，又是他自己提议的事情，但韦宝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交钱很容易，关键是钱交出去，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
韦宝一方面被推行海贸的事情牵扯了大部分精力，一方面又想见一见聪古伦格格，对聪古伦格格比较担心，遂吩咐林文彪想办法把聪古伦弄进京城。
韦宝已经贵为爵爷，一举一动受到关注，把聪古伦弄到京城来，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韦宝相信天地会统计署能办好。
韦宝在皇帝亲自发了圣旨，让各地摊派军饷的当日，交了六百万两纹银给内帑。
这件事情，韦宝交六百万两纹银的事情，再次引爆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
晚明党争之烈和宋末新旧党争是不相伯仲的，所谓“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
历史悲剧，再度轮回。颇堪玩味的是，晚明党争的主场，并非在“朝”，而在“野”。
也就是说，明代党争的一大特征，在于政争各方，利用民间舆论或主导群众运动，开始占据从言论到行动上的主动态。
从万历朝开始，大量职官空缺，三代皇帝的的“罢工”导致政府高度“不作为”。
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例，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缺知府25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编制，两京六部应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万马齐喑，而意见领袖，潜伏民间。
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历史性地开创了“草野议政”的政党雏形。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提供了助力，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这两股力量的滋生、纠缠和结合，是晚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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