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
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
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
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
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
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
“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年，时有山东、山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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