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过粮食八九十万石，钱帛二百三十万贯而已。更重要的是，花在防秋上的一百二十万贯有什么用呢？来的全是羸弱之卒，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先前肃代二宗在时，京畿军力贫弱，才有此无奈应时之举，如今可彻罢废。”
“那节省下来的一百二十万贯？”皇帝眼睛一亮。
李泌再次笑起来，请求说：“八十万贯可由陛下分赐京西的各镇边军，改善他们的武备和生活，而四十万贯可入延资库。”
“延资库？”
“是也，自朝廷行两税法来，收入虽比肃代时期大增，可支出也大增，皇城台省在增人，地方幕府行营州府也在增人，边军在增人，神策神威也在增人，故而度支司每年所得钱财，往往还不够支撑官俸和军需的，陛下内库又要支撑宫廷御用，每年也就一百万贯钱的额度，要是一遇紧急情况，便只能继续往民间加征摊牌，弄到最后，百姓的赋税比两税法前还要重了，长此以往，于国于民都不利啊！”李泌喟叹道。
其实高岳明白，李泌的这番话，就是后世所说的“黄宗羲定律”：
即古代每次税制改革，百姓的负担在下降段时间后，便会又涨到个比改革前更重的水平，即黄宗羲所说的“积累莫返之害”。
而李泌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设立延资库，说白了便是国家的“储备资金”，罢防秋兵后，每年减省下来的钱财，强制性地送四十万贯入库中，这样数年积累后，一旦遇到国库告罄的紧急情况，便可启动延资库救急，不用再给百姓临时增添负担了。
并且李泌还对皇帝建议，非但是防秋军费要送延资库，此后户部度支司、盐铁转运使和天子内库里节余下来的，都可送此库中，把它变为我唐的“聚宝盆”。
对此皇帝是答应的（只要别老是叫我动用私房钱就行）。
随后陆贽又提出其他数失的解决办法，那便是在西北边镇恢复府兵制，不过在高岳听来，此府兵制和初唐时期的府兵制还是有比较大区别的，更像是在边地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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