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县令柳传宗，都互相望望。
高岳此举，是对杨炎昔日两税法的修正案，而更是要增强国家政府对安史之乱后各地崛起的形势户的控制，充实税收。
所谓的形势户，说白了就是各州各县的“土豪层”，中唐以来政府对人身的控制转弱，两税法便是这种权力衰弱后妥协的产物——夏秋两税，各地不分土著和客户，都要“据地出税”，由此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户，比如先前被杖杀的黄文语那样，靠最早积累起来的粮食，捐赠一笔助军，换取个县廨佐史的流外官，然后上下其手，实际控制了县乡级别的赋税、差役，把持了衙门，朝廷委派的县令不依靠他们是做不了事的，也就是俗话里说的“强龙难压地头蛇”，然后这群人再依仗在地方上的权势，串通起来，舞文交易，逃避差役，转嫁赋税，这些伎俩高岳因浸润军队里多年，都是熟悉的（和军队里吃空饷、挂虚籍相似的套路），他深知形势户崛起是时代的必然，但任由其自肥壮大，却对国家极为有害——这群形势户，手里的产业越来越大，但国家所能征收到的赋税却越来越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触目惊心（宋朝的问题，在于官户或者叫衣冠户，代表中央皇权和地方形势户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激烈，但好歹还保证了南宋苟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后期，官和形势户则干脆勾连融合在一起，结局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国家所能掌握的资源一旦消耗殆尽，不外乎三个结局：
贫户活不下去，爆发农民起义，国家亡；
外族趁着国家颓废无力时发动入侵，国家亡；
国家索性下放权力给地方，让他们放手动员“形势户”，对外抵御外族，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国家是保住，可却催生藩镇军阀，或者大权臣，最终国家还是苟了段时间后，亡。
现在的唐朝，高岳知道，走的正是最后条道路。
于是高岳朗声说了如今经界不正的三大危害：“因安史作乱，各地州县版籍多亡于战火。豪猾人户冒名佃耕，不纳租税，又将田赋转嫁到荒地当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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