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额，解决摊逃的风气。”韩愈建议。
对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态度，因为他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高岳笑起来，摇摇头，然后望着长江的远处，那里是水天一线，便指着那条模糊而绵长的线，对两位说：“所谓的元额，就好像是这道线，起起伏伏，但它始终遵循一个规律，那便是‘天’即官府定下这条线，当然争取是越低越好，目的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水’即百姓能接受这条线，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线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上限。这道线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线，即官府口中的‘元额’，也是百姓口中的‘常赋’。杨炎当初推行两税法，也就是将百姓原本承受的杂税，和常赋混配起来，并税改制，并承诺此后永不加额。但可笑的是，没几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奏请，两税钱每贯加额二百文，以后绝对会越加越多，即便明里不加，暗中也会以杂税形式来盘剥。每次并税改制，没多久便会催生处新一轮杂税高潮，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税，周而复始，税负累进，有加无除。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最后不是枯水干涸，便是浊浪排空。”
实则高岳在这里，批判矛头所指向的不单单是杨炎的两税法，也是韩柳所不知道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或雍正的摊丁入亩。
目光短浅的人，总认为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义，有多么成功。然而实际上，这些改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企图用简化的程序，将复杂的税，并入国家财政的正额里征收，简化的手段——杨炎是靠铜钱，而张居正是靠白银（1）。
“然则国家一旦定下元额，便丧却了伸缩的弹性。朝廷只能征这么多钱，因为随便加征就丧失了信用。既然元额是固定的，那么所养的官吏数量也就是固定的，可百姓的户口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田地的兼并流转，那么十年后朝廷若再依靠不变的元额，养着数量不变的官吏，去管理不断变化的户口和田产，根本就是力不从心，如果真的如你们所言，每三年就得重新定两税、经界田产，那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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