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就是召富弼、范仲淹等大臣，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问治国之计的。此后才有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作为改革的纲领。
李不弃被领到天章阁时心里打鼓：是不是把皇帝刺激过头了，他这是又要来一次改革么？这玩笑可就开大了啊！
李不弃拜见皇帝之后，皇帝却转身来到太祖、太宗的画像前，仰头看了半天才说：“朕第一次见到不弃才不到十年吧？想不到不弃的学问已经不同凡响了。看了你对天下之利的分析，朕才知原来国家应该有这么多事要作。看来这‘垂拱而治天下’的意思，朕以前理解得却是错的。”
李不弃忙说：“垂拱而治天下，自是君子所望，只是臣以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君王和食俸禄者却要对黎民负起责任。不然上下皆垂拱倒是都清闲了，可该作的事不作，把家业吃光，最后天下便乱作一团，只有鼎革一途。那是败家子的行径。”
赵祯点点头说：“是啊！其实朕也看得清楚，这事儿，是不得不做的。只是每行一事，往往天下骚然，奈何？”
看来皇帝还是没有走出庆历变法失败的阴影，李不弃只好给皇帝解说：“臣说君子治国，在知利害的同时，做事不但要务实而且要有做事的术。作同样一件事，术不同，有成事的有败事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大国更需要行事有术，才能趋利避害。”
赵祯从小就被教育作皇帝要“重道轻术”，听李不弃如此重视术就问：“术真有如此重要吗？”
李不弃郑重说道：“比如隋炀帝，征高句丽、挖运河把国家弄垮了。可是唐朝也三征高句丽，也开挖运河，但是国势却蒸蒸日上。这就是有术、无术之别。我朝立国已近百年，臣以为在开创昌明盛世的同时一些积弊也陈陈相因，如沉疴日久，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论道是不成的，必须务实研究，运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这便如要治沉疴需要更加小心翼翼的下药。医术差的往往针对病因下猛药，但是因为久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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