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农家的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来临，在宋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对天下农夫怀有极大的幻想，认为他们振臂高呼必然云集响应。
泗上则认为农夫被困于土地上，数百年的制度之下，他们的见识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应，这纯粹是空想。只能通过泗上模式，利用政权建设和军事武装，一点点转化发展。
而且对于农家在夺权之后的计划，墨家也全然不同意重农抑商，标准物价，甚至于反对靠近泗上的大量经营性的大片土地。
双方的分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但却无法解决的分歧。
即，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说，就宋国泗上附近这种模式的一重，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
包括土地兼并经营、工商业雇工发展谋利种种，是不是一定要经历？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残余，直接跳到土地归民众集体所有的这一步？
旧时代有苦难，新时代也一样。
就像是那些因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上的农夫一样，问问他们，喜欢在城邑做佣工吗？他们当然不愿意，他们更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土地。
甚至于不少人感慨还不如回到礼法时代呢，最起码那时候自己还能安稳地做个农奴，耕种公田之余还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土地不准售卖。
到现在，田亩变革，宋国的土地可以买卖了，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没得办法，只好逃亡泗上来做工开垦。
农家看到了这种苦难，也从之前的苦难中吸取了教训，震聋发挥地喊出了十足空想的“市贾不二价、劳动量为等价物交换、土地归天下人所有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然而注定了他们的口号是要失败的。
而且稍有不慎，反倒会被君王利用，成为重农抑商的思想来源。
之前农家在宋国发展迅猛，甚至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
即取缔当年为了宋国将来内乱的君子院和庶民院之别，所有人都可以推选贤人按照人口比例进入询政院；土地归属于全体宋国民众所有；限定最高物价；甚至极为激进地喊出了一个“在真正平等之下国人共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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