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对变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敌。不过，当吕惠卿、邓馆和李定一手炮制的乌台诗案，想要籍此彻底整倒苏轼的时候，还是王安石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而替苏轼求情的人，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长定罪的苏辙以外，大多数却都是变法派的大臣，比如苏轼原本的好友章惇。
而苏辙这个人更为复杂，他原本也同苏轼一样，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还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比如，‘青苗法’，苏辙就用唐朝著名的经济专家、丞相刘晏，就从来不把钱借贷给百姓，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调控国家的粮食价格，来达到让农民增收减负的目的。
其实，苏辙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正确的。
常平法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法家真正的创始人魏国李悝，史记中记载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样的记述。
谷贱伤农，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又是大粮商。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
最后，还是因为‘青苗法’，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原因，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历史上，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也进言劝谏了一番，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废除新法这件事，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过他，就连范纯仁都劝过他。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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