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不管呢？要知道，以您当时的官职来说，这么做已经逾矩了。”蔡道这一番话说出来，问得蔡卞是哑口无言。
蔡道没有在刁难自己的父亲，而是点出了青苗法的本质：“荆国公在实施新法的时候，过于操切。在没有见到新法成效的时候，就急于将之推行到全国。就拿青苗法而论，这条新法，无非就是借粮给百姓，让他们既可以满手高利贷的盘剥，又可以有粮食度过青苗不接的这段日子。陛下，贫道问您一句，如果大宋治下的百姓们家家户户都有三年之储的话，他们还需要这个劳什子的青苗法吗？”
“自然是不需要的！可你说得那中情况，实现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赵煦点了点头，回答道。
“不错。不过，这件事稍后再说，陛下，荆国公在推行青苗法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具体实施这条新法的人，不是他，而是全国各个州府县上千名主政的文官啊！
而那个时候，这些出于底层的文官们，要么就是司马光他们一伙的，要么就是和当地那些放高利贷士绅们的代言人，他们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地为先帝和荆国公效力，而去得罪他们的金主和后台呢？
因此，陛下，你此次推行新法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啊！比如，这一次的免役法。我大宋实行赋税制度是两税法，田赋本身并不高。可徭役，特别是衙前役，繁琐复杂、路途遥远，费用昂贵，还需要当役者负责赔偿。这就是导致凡是服役的百姓困苦不堪，甚至有得为此家破人亡。
正是这种情况之下，我大宋的徭役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荆国公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可怎么改，就需要实践来证明了。当初，荆国公在推行这条新法，乡间开始征收的时候，那些处于底层四等户、五等户的差役钱却是被免除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