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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中所创的钱庄和纸币，可以大大方便商人贸易。
所以，商人阶层是最拥护李衍和大中的。
对此，李氏持保留意见。
在李氏看来，与人诚信，坦诚相待，而商人做生意难免会出现缺斤少两，更有甚者会为了财富不择手段，“无奸不商”这四个字将商人的真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因此，为了宣扬宽厚仁爱的思想，维护社会风气，应对奸诈的商人进行一定的打压。
李氏这是标准的儒家思想。
然而——
别说李氏这个妇人，就是朝中的一众大人，都没能阻止得了李衍对商人的彻底解放。
当然，李衍在解放商人的同时，也给商业加上了重税和酷刑——有些奢侈品的税，甚至被李衍亲定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像烟草、香料等等，而逃税的最低惩罚也是百倍罚款、脊杖二百、刺配千里，稍稍严重一些的，就是抄家，甚至是连坐，总之，在大中，逃税是重罪。
而李衍对传统的两税，征得就非常少了，只有三成，而且，功民（家里有人参军立功的或者是成为烈士的），只交两成至完全不用交两税（一等功民，免两税，最大范围可免二百亩。二等功民，只交一成两税，最大范围可免一百亩。三等功民，只交两成两税，最大范围可免五十亩。时效都是七十年）。
另外，李衍“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税，那就是印刷税。
以前的房契、地契、田契一律作废（但可以作为证物使用），自大中主政以后，大中只承认大中的房管局、地管局、田管局所颁发的房契、地契、田契，也只保护大中所承认的房产、地产、田产，买卖交易也只有盖了房管局、地管局、田管局的钢印才算合法生效，当然，交税也必须按照其在房管局、地管局、田管局备案的数据交——具体税收细节参照后世的。
总而言之，李衍解放了商人，鼓励商业，不过也加重了商税，而在传统的双税上，李衍给农民大大的松了绑，却将矛头直指地主阶层——地主阶层想再像从前一样，兼并大量的土地，不交税，那是绝不可能的，印刷税会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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